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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晏的这第三问，可真的是难，如果是私铸会导致货币伪滥的话，那么私熔则可直接让货币紧缩，也就是中古社会最感痛苦的“钱荒”。
不管是官人还是百姓，他们只要将手头的铜钱集中起来，熔一贯钱便可得铜二十斤，用来铸造铜器或改铸他币，利用不同钱间的差价，可获利三倍乃至更多，故而私藏私销之风屡禁不绝，
所以高岳索性说，“某有三法。”
这时刘晏的眼睛也开始闪烁光芒，便说是哪三法？“莫不是限钱法和禁铜法？”
刘晏所说的限钱法和禁铜法，即是官府出面，严禁官庶私藏过多的铜钱，超过限额便要课以重罚，而禁铜法则更好理解，直接禁止市面上铜器的流通。
高岳摇摇头，说晏相所说的此两法，只是晚生“三法”中的其一而已。
“哦哦！”刘晏很有兴致地摸着胡须。
“晏相于各地紧要处设立巡院、盐院，就是为了缉拿私盐贩，那么不妨于各州矿冶和铸炉处也设置专门监院，一面收取金银铜锡，一面于河陆当道设卡，对过往铜器收取重税，便可弥补铸钱所费，也可抑制私熔之风，此一法也；
此外，而今我唐行三钱，即开元钱、乾元钱和重轮钱，实为币制混乱、私熔成风的祸因，请晏相推行法令，只留一钱，禁其他二钱之流通，一旦币制统一，再佐之以限钱、禁铜之令，私熔之风亦可去其太半，此二法也。谨对。”
刘晏颔首，不过还是进步追问曰：“郎君此策，虽不能将铸钱本利回到开天之时，但采造和本钱各一贯还是可以的，此为治本之法，然晏更求便捷之法，有否？”
“亦有。”
“可否赐教？”
“可省并天下佛寺，禁毁释教，还良田，毁水硙，出废寺、珈蓝、铜像浮屠、钟磬者，铜者铸钱，铁者铸为农具军器。”高岳这话一说出来，连刘晏也惊骇了，不由得让高岳不要再说下去。
这时平康坊金吾巡铺外的雨声，似乎稀疏了下来。
几名金吾子弟已喝足了酒水，烤着温暖的火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。
然而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，“四问，开天以来，版籍败坏，流民无寻，国家军资多仰商贾，然前代规定，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，另额外征十一之税，以求抑商之效用。而今是该重商，还是抑商，可否请郎君明示？”
高岳拱手回答说，“行商、坐贾，皆得货殖之利，国家与其抽其本处重税，不若将商贾赋税等同于民众，转而榷茶酒铁盐之专卖、交易除陌、关津埭程、外夷市舶之税，必十倍于昔。谨对。”
原来高岳的意思是，唐朝前中期所谓的“赋彼商贾，抑浮惰之业”，便是抬高商贾的人丁税，使其倍于普通百姓，而在商贾贩货的流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，这是那时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商业运转规律所致——高岳的意思是，将原本的“税商”变为“商税”，着重在商业行为本身里抽税，改直接税为间接税。
听到这里，刘晏很快明白，接着他很郑重地问出第五个问题，“问，如今我唐外有西藩、回纥、南诏等外夷不宾，内有河朔、淮西、淄青、襄汉等方镇不臣，昔日元载曾献‘先西后东’、‘攘外安内’之策，即于原州筑城、河中建府，先摧破西藩，回复陇右、安西之地，而后再凭借关中重立建瓴之势，席卷东进，削平诸不臣方镇，再造一统山河，试问郎君对元载此策有何见解？”
刘晏的这第三问，可真的是难，如果是私铸会导致货币伪滥的话，那么私熔则可直接让货币紧缩，也就是中古社会最感痛苦的“钱荒”。
不管是官人还是百姓，他们只要将手头的铜钱集中起来，熔一贯钱便可得铜二十斤，用来铸造铜器或改铸他币，利用不同钱间的差价，可获利三倍乃至更多，故而私藏私销之风屡禁不绝，
所以高岳索性说，“某有三法。”
这时刘晏的眼睛也开始闪烁光芒，便说是哪三法？“莫不是限钱法和禁铜法？”
刘晏所说的限钱法和禁铜法，即是官府出面，严禁官庶私藏过多的铜钱，超过限额便要课以重罚，而禁铜法则更好理解，直接禁止市面上铜器的流通。
高岳摇摇头，说晏相所说的此两法，只是晚生“三法”中的其一而已。
“哦哦！”刘晏很有兴致地摸着胡须。
“晏相于各地紧要处设立巡院、盐院，就是为了缉拿私盐贩，那么不妨于各州矿冶和铸炉处也设置专门监院，一面收取金银铜锡，一面于河陆当道设卡，对过往铜器收取重税，便可弥补铸钱所费，也可抑制私熔之风，此一法也；
此外，而今我唐行三钱，即开元钱、乾元钱和重轮钱，实为币制混乱、私熔成风的祸因，请晏相推行法令，只留一钱，禁其他二钱之流通，一旦币制统一，再佐之以限钱、禁铜之令，私熔之风亦可去其太半，此二法也。谨对。”
刘晏颔首，不过还是进步追问曰：“郎君此策，虽不能将铸钱本利回到开天之时，但采造和本钱各一贯还是可以的，此为治本之法，然晏更求便捷之法，有否？”
“亦有。”
“可否赐教？”
“可省并天下佛寺，禁毁释教，还良田，毁水硙，出废寺、珈蓝、铜像浮屠、钟磬者，铜者铸钱，铁者铸为农具军器。”高岳这话一说出来，连刘晏也惊骇了，不由得让高岳不要再说下去。
这时平康坊金吾巡铺外的雨声，似乎稀疏了下来。
几名金吾子弟已喝足了酒水，烤着温暖的火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。
然而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，“四问，开天以来，版籍败坏，流民无寻，国家军资多仰商贾，然前代规定，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，另额外征十一之税，以求抑商之效用。而今是该重商，还是抑商，可否请郎君明示？”
高岳拱手回答说，“行商、坐贾，皆得货殖之利，国家与其抽其本处重税，不若将商贾赋税等同于民众，转而榷茶酒铁盐之专卖、交易除陌、关津埭程、外夷市舶之税，必十倍于昔。谨对。”
原来高岳的意思是，唐朝前中期所谓的“赋彼商贾，抑浮惰之业”，便是抬高商贾的人丁税，使其倍于普通百姓，而在商贾贩货的流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，这是那时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商业运转规律所致——高岳的意思是，将原本的“税商”变为“商税”，着重在商业行为本身里抽税，改直接税为间接税。
听到这里，刘晏很快明白，接着他很郑重地问出第五个问题，“问，如今我唐外有西藩、回纥、南诏等外夷不宾，内有河朔、淮西、淄青、襄汉等方镇不臣，昔日元载曾献‘先西后东’、‘攘外安内’之策，即于原州筑城、河中建府，先摧破西藩，回复陇右、安西之地，而后再凭借关中重立建瓴之势，席卷东进，削平诸不臣方镇，再造一统山河，试问郎君对元载此策有何见解？”